《马振锡回忆录》摘录

这张照片是1968年拍的证件照。老爸过去的照片极少，不爱照相

保卫边疆，舍家进藏

1、到最艰苦的地方去，到党最需要的地方去

1962年秋天，宣化炮兵学院高炮系雷达班的学员毕业了，干部部穆宏部长找我谈话：中苏边界紧张，需要内地干部援疆，征求我意见。到新疆伊犁军分区当参谋长，我说，听组织安排。我是老党员了，理当一切服从党的需要，没有二话好讲。我很干脆说了一个“去”字。当时我正闹胃病，挺严重；痔疮又犯了，拉血，在张家口251医院住院。这些情况都在脑后，一心想着尽快到伊犁去。干部部部长跟我谈话以后，他又带着我到炮院副政委管干部的刘有光首长那去。同去的还有政治部主任袁逸田。刘有光副政委说，老马你有什么要求，有什么困难。我干脆地说，没有。刘副政委表扬我，你老马组织性强，服从组织分配，你没有提任何问题，真干脆、痛快。分配了几位同志没像你这样顺利痛快的，号召同志们向你学习。但我的实际情况是，四个孩子，老大8岁，老四才2岁，家中还有老姐姐和年迈的父母，这些情况炮院的首长和同志都是清楚的。首长谈话后我即作了积极的准备，尽快到新疆去报到，有个大尉（名字记不清了）将组织上给我写的三封介绍信，一封是行政介绍信，二封是供给介绍信（当时还很困难，供给信没有就没有饭吃），三封是党的介绍信送到我家。并给我做了书面鉴定，鉴定上写着“作战勇敢”等几条。我随口问了一句，现在不打仗了怎么还写“作战勇敢”呢？大尉说你的档案中有这一条，要写上的，这是院首长的指示。

行政介绍信中还写着我去伊犁军分区任参谋长的职务，问我有什么意见，我说没有，请转告院首长，请首长放心。临走前院首长还请我吃一顿酒席，饭菜丰盛，院首长给我敬酒，院首长说：老马，你放心走吧，家属、小孩我们是会管好的，把房子也给你调整一下。（调整到有厕所，能洗澡的房子）。

一切准备工作都做好了，火车票买好了，我的行李运到火车站，就等第二天上车了，就在这时候，政治部那个大尉急急忙忙的又到我家说：“马主任，你不去了。有变化。院首长会与你谈话解释的。”

第二天还是穆部长、袁主任带我到刘有光副政委办公室，刘有光副政委说：“你不去新疆了，那里的问题解决了，那边只要几名政工干部，你是军事干部就不去了。但是不去新疆去西藏，西藏军区有个独立炮兵团，你去西藏独立炮兵团当团长去。这个团也是个师的待遇单位，你有什么意见？有何要求？”我还是那一句话：“没有，听组织安排”。刘副政委说：“你老马真行，你真是个好干部。”

时值快过春节，刘副政委说，过了春节再动身吧。我的爱人老邵考虑到西藏环境、生活、气候不好，我去她不放心，她打了报告退职要求跟我一起到西藏，批准了。

1963年3月于布达拉宫，唯一的女同志是我妈妈。

2、北京草草安家，撇下老小受命进藏

虽然院首长很关心、照顾、体贴，但总觉得今后休假来来往往不方便，当时有个政策，到边疆的可在北京安户口。北京我有一门子亲戚。我就考虑把家属、小孩搬到北京去安家，这样就比较方便了。组织很支持，组织上说到北京联系安户之事，你要什么手续、什么信，组织都给开，还派了一名警卫员陪我到北京。我带着试试看的心情去了北京联系落户的事。我的外甥陪我到派出所、分局，派出所管户籍的一位女同志说：“你填个表，我报到局里去报批。”真没想到，三天后就批下来了。我马上回宣化搬家。

住在北京南河沿的一个远房亲戚，腾出了院里南面的一个大概8、9平米杂物间（他家在这儿养羊的），我的老姐姐和4个小孩一家五口就在这儿落了户。屋子里用木板搭的一个很高的大床（床下放东西）占满了整个房间，全家就挤在一起，中间立着一个圆木，支撑着房顶，房门关不严，门边有个纸糊的打不开的小窗，漏风漏雨，外面下雨，屋内打伞，地上到处渗水（屋内低于外面的地面）、霉斑。一家人就在这里住了3年。想起这一段处境心中就不平静，对不起我的老姐姐（老姐姐从1955年在我这儿管家带孩子，她从30来岁失去丈夫守寡），也对不起我的孩子们。

大概是2月初，草草的把家人安顿好，我和老邵就从北京出发了。走时我和老邵两人的行李及物品：一个破柳条包、一个破皮箱，这就是我两个的全部家当。没有汽车，用邻居的一辆三轮平板车送到火车站，上三轮车时，我的小老四才2岁，招招手，哭着喊着妈呀妈呀，爱人也哭了，我心中也不是个滋味。

乘火车到的西宁，由西宁乘运输队解放牌大卡车到格尔木，在格尔木休息三天体检，是进藏的最后的体检站，身体合格了就可进藏，不合格就退回原单位。

我检查合格，之后坐上运输队的大卡车，一天走一个兵站，越走高山反应越重，很不适应，不能吃，头痛的厉害，到安多兵站时，吐的更厉害了，不能睡，头痛的要命。叫医生看，给了两片白色的大药片，叫不出药的名字，让医生给点管用的药吃，医生不耐烦的说就是这个药，我看他态度不好，还跟医生吵了一架。半个月后才到了拉萨。

到了拉萨住在军区的招待所里，招待的条件不错。刚到拉萨还没有适应高原反应，爱人又得了急性阑尾炎，紧急送军区总院手术，等她出院后才到独立308团，军区首长与我谈话说：“先去308团，等以后调整。”这一等不要紧，一下子等了一个十年也没调整。在这十年中，军区首长不只一次地与我谈话，说找不到合适的人接你的班，找到后就调你到炮兵部任部长了。为什么找不到你的接班人呢？

主要是正值文化大革命，军区首长有的下放东北劳改去了，有的挂起来了，有的给撤职了，有的在职也等于软禁，说话不顶事。况且，有多少干部愿意去边疆呢！我还不错，造反派没找到我，我也不参与他们的造反派，哪一派都不粘，我是坐在中印边境山头上的指挥所里指挥打仗哩。

我的父母。照片左侧就是当年他们住的房子

对印反击保边疆，战斗在亚拉山口

1、西藏、亚东、亚拉山口

拉萨的最南面是亚东地区，亚东地区是在不丹与印度之间，噶伦堡离亚东不远。亚东地区东西相连，有五个山口，有则立拉山口、亚拉山口等，每个山口都是通往拉萨的通道，亚拉山口是其中最大的一个，最高的哨卡海拔8585米，在珠穆朗玛峰以东，是珠穆朗玛峰的第七峰。历史上，西藏藏民有很多和印度、锡金、尼泊尔、不丹有亲戚关系，走亲戚、做买卖都要经过亚拉山口。所以这个山口也叫"国际通道"。每天上午从印度过来一名骑着骡子的邮递员，他把信件和物品送到亚东县城后，下午返回。上级说这个“邮递员”的任务是有搞我方情报，所以我们特别警惕，严密监视他，考虑国际关系，他来来往往的我们也不惊动他。

西藏气候很不好，特别是亚拉山口地区，气候变化无常，一天可见四季气候，山上整年冰雪不化，没有道路，是弯弯曲曲不平的羊肠小路，我们往边防哨所送物资的人都是人背和牦牛驮，而且要安排在每年的8、9、10月份，其他时间大雪封山，行动不了。

就连回内地休假也要安排好时间，如我团包世祝副团长休假回拉萨部队，走到唐古拉山时突遇大雪封山，在唐古拉兵站住了好几个月后才回到拉萨军营；总后汽车团给西藏运送物资也有时被突然的大雪封山停在半路上，冻坏司机的情况时有发生。

我们的战士是很辛苦的，一年两套棉衣都是很旧很破的，早上天蒙蒙亮就起来点火堆烤车发动车，为了赶路不吃不喝，晚上在深夜才到兵站休息吃饭。从青藏公路到拉萨，如果顺利的话，需要走13-15天，如走川藏公路顺利的情况走10-12天才到拉萨，但这条路很危险，经常塌方。山路陡险，路下就是万丈深渊。

在亚拉山口哨卡生活条件非常艰苦，当年连帐篷也没有，每人只有一块方雨布，有的战士就睡在石头缝里，有的就睡在雪地上，一觉起来衣服、被褥都是潮的；吃得很困难，主食是压缩饼干，渴了就吃雪。因为是暗哨，怕被敌人发现，不能动烟火。在加上缺氧厉害，很多同志呕吐、头晕等高山反应。在这种艰苦的环境里，战士们还斗志昂扬，唱革命歌，跳藏族舞，说快板书，因为他们的誓言是：为了祖国，为了人民，以藏为家，长期建藏，死了埋在西藏。

1964年6月7日-6月30日于拉萨抗旱

2、200多门炮的炮兵群群长

1968年，印度配合达赖扰乱侵犯我边防。印军越过我边界防线，达赖窜入我边防内。抢我牛羊，虏我居民，气焰嚣张，实在不可忍了。8月，中央军委决定反击，指示要打掉敌人的嚣张气焰。由西藏军区王亢副司令员、政治部王贵森副主任和乔、李两位副参谋长组成联合指挥所，步兵以11师为主，组成炮兵群，炮群组成有我团122炮团、火箭炮团、全师82迫击炮、120迫击炮，大小炮约200多门，我为炮群群长。军区联指召集我们到军区作战室开会，分析了敌情，部署作战任务。确定在亚拉山口打击敌人。会上明确规定了作战指导思想以及边防对敌斗争的政策，斗争策略是“三不”：不越界、不打第一枪、不主动闹事。在这“三不”的前提下，决不示弱。你打步枪，我打机关枪；你打机关枪，我就开炮。

亚东地区是重要的边防要地，可当时我们却没有一个详细的军用地图，这对反击战是很不利的。接受作战任务的第二天，我们即出发，到亚东地区进行实地勘察。我带上指挥连连长何子仲和测地排，从步兵十一师借了乘马，勘察路线人走很困难，骡马勉强走得，一天勘察一个山口，勘察了五个山口。测绘出一个详细地图，并将标定炮兵阵地和指挥所的位置都标在新测绘的地图上。何子仲是个老测地兵，技术非常过硬，不仅测地精确，绘图也非常标准。经过十几天的奔忙，我在团司令部将炮兵的部署、火力计划拟制好，送到军区，首长们看了非常满意，表扬我们"不仅炮火反击计划做得好，还精确地绘制了五个山口（则立拉山口、亚拉山口等）的地图，为边防建设做了重大贡献"。军区首长批准了我们的作战计划后，各种火炮相继进入阵地，一切准备就绪，等待反击的时机。

3、对印打击有力，周总理亲自关怀

敌人总是敌人，印度边防军又来窜扰侵犯我边防了，用机枪向我边防哨所射击。时机到了，200多门山、野、榴炮早作好了准备，于是，我马上向军区请求进行炮击，经批准后，我下令：“打！”各炮按照早已赋予的射向，各自朝目标轰击。仅122榴弹就打了两万发，真痛快！打得敌人乱七八糟的向后跑，我在望远镜里看到，他们后撤和赶鸭子一样。我停止了炮击，敌人跑了二、三里地后，不跑了，又了返回来，事后了解到，敌军参谋长从军里开会回来，走到半路上，把他们的兵挡回来的。

敌人遭到猛烈炮击后受到沉重打击，但还不甘心，不时地在我边境防线挑衅。我们准备再狠狠的打他一下。一天晚上，一切射击准备就绪，各级都进入了指挥位置，我正在亚拉山口作战指挥部里，

就等上级一声令下了。大约八点左右，电话铃声突然响起，我接起电话，又惊又喜，是周恩来总理亲自来电话，总理问寒问暖，说：“部队穿上毡靴没有？防雪盲眼镜发到每个人没有？”“你们打得好，辛苦了！”我激动的不知说什么好，我说：“总理辛苦了！”“请总理放心。”这时外边下着鹅毛大雪，冰天雪地，天那么冷，总理的亲切关怀让我觉得全身热乎乎的。大约九点，联指指示说：暂停打击，回原地休息待命。事后得知，敌人暂时老实了。

父亲曾使用过的“藏语简单用语”册子

4、“急造军路”反击战的运输线

战前，通往亚拉山口没有公路，为了反击战做准备，工兵团在一个月内修成了一条"急造军路"。这条临时修建的道路成为后方向我炮阵地运送炮弹和物资的主要通道，这条路毕竟是为了反击战急修的，很难称之为路，路很险，很难走，再加上时而大雪、时而大雾的天气，在这条“急造军路”上经常发生事故，有时运送炮弹是在夜晚，更增加了危险。在一次后方向我炮阵地运送122炮弹时，由于天黑路难走，又有大雾，一辆运输车掉进沟里，车翻了。人员没有伤亡，只缺一枚炮弹，说什么也找不到。事后联指命令工兵连必须要找炮弹。

还有一次，我们在撤出阵地时，由于大雾路难走，我团作战股长张素根同志坐的车翻了掉进沟里，腰椎砸断了，下肢瘫痪，送到成都治疗。后来我到成都去看他，医生说：“神经中枢砸断了，下肢瘫痪，不能恢复了。也可以说终身残废了。”我听医生这么说心里很难受，我到他的床边，正好他的爱人也在他身边护理，他两口子的精神状态很好。他反而安慰我说：“团长放心吧！我会好好治疗的！”

这个同志作战及参谋业务都很好，德、才、资是很好的，是准备提拔三营营长的苗子。后来我回到内地后，就不知他的情况了。我想成都军区、组织上是会把他安置好的。我永远不会忘记我在西藏十多年艰苦的战斗生活，特别怀念那些为边防建设伤残和献出生命的好同志。

5、试探印军态度，奉命装扮大首长视察边境

一天，突然军区通知我到拉萨开会。到了拉萨，军区第一副司令员曾雍雅、副政委吕义山跟我谈话。吕副政委说：“中央首长指示，要我们选一位政治可靠、战斗经验丰富、身材高大、魁梧的人，扮作中央首长到边防线上视察，以显示我国对敌人骚扰我边境的重视。我们觉得你符合这些条件，让你来扮演这个角色，先征求你的意见。”我没二话，没有问题。曾副司令说：“这可是个危险的事情呀。”我说：“没关系的”。吕副政委说：“好同志，相信你一定行。”

行前，军区首长为我作了充分准备，一套藏青花达尼制服，水獭皮领的大衣，我这一米八零的大个子穿戴起来还挺合身。吕副政委说：“有点派头，像个大干部!”出发时，从班禅大师那里借来了5匹大洋马，还配备了5辆高级轿车和吉普车，随行秘书、参谋、医生、测绘员、警卫员前呼后拥的40多人，他们有的带药箱，有的带图囊，测地器材、有的带氧气袋，有的抱水瓶，还有个女同志抱一把酥油茶壶。我手拿文明拐棍，带着大墨镜，胸前挎了一个大倍数的望远镜，率队浩浩荡荡，沿新修的“急造军路”出发了。

走到亚东，遇上了一个印度人骑着一头大骤子。装扮成秘书的同志小声对我说：“这就是印度的邮递员，每天上午来，下午回去，实际上是印度搞情报的。”

我心里有数了，正好要演戏给他看，叫他好回去通风报信。我找了较高的位置，举起望远镜观察了一会儿，然后指手划脚地喊道：“李参谋，把前面的情况都标在图上!”到了边防线上，我时而面对敌方，时而手指现地，口中念念有词，指手画脚的大说一顿，似乎在下达准备战斗的命令。敌人都从工事里出来了，冲着我嬉皮笑脸的，有的还摆手招呼，不知是什么意思。大约三十分钟后，从他们的工事后面走出一个上校军官，还带着一个穿的花花绿绿的女人，军官着装整齐，走到界限一边，也嬉皮笑脸的跟我打招呼，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事后军区首长告诉我上级的用意：“若敌人表示不友好，或向我打枪，一场大战就开始了。”我冒险假装了一回高级首长，真有意思！

这次演戏以后，印军很震惊，害怕，好几天印军没有活动。事后有情报说:有个苏联上校军官在印度当顾问，对印度边防军出谋划策，告诫印方，千万不能再打第一枪，打了第一枪，就上了中共的大当，千万不能给中共抓住把柄。并估计说，中共大头目来边境视察，可能要大打仗，要做好充分准备。这次的行动对印军起到了强大的威慑作用。

迟浩田上将赠送给我父母的书法

（本文插图均由作者提供）

作者简介：

马振锡：1923年3月出生，1937年参加革命工作，1938年入党。1941年参军，后派往延安学习，1945年清源兴隆台区委书记兼区长，1947年晋察热辽炮兵旅一团教导员，1948年48军炮兵团营长，1951年志愿军炮八师43团副参谋长，1952年南京军事学院毕业，少校军衔，1957年宣化炮兵学院教员、指挥系班主任，1962年西藏独立炮兵第308团团长（13级），1972年河北邢台军分区副司令员（正师级），2010年5月1日病故。

本文由马振锡女儿马安娜整理

作者：马振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