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为了帮家人改变贫困的生活，我在豆蔻年华去了韩国。历经千难万险、九死一生的将近四年的异国打工经历后，我终于回到了国内。随后，我进入吉林大学，一边学习韩语、一边写作。很快，我成为著名自由撰稿人，并被《知音》杂志以特殊人才招进去当编辑、记者。我在知音一干就是16年……

把自己苦难的经历原滋原味地写下来，一直是我最大的心愿。今天，我终于能静下心来，打开尘封的记忆，一字一字地写下这段经历。可是，我的心情为何变得如此沉重，未落几字，眼泪已经迷糊了双眼……

作者|邹建华

编审|陈成

出品|1号纪实

▲在韩国仁川时，我和工厂老板娘在一起

经历了妓院惊魂后，我又回到了教会。在那里居住的同胞得知我的遭遇，纷纷说要找张天明算账。可是，从那以后，张天明再也没有出现在教会。牧师则叮嘱我不能再随便听信别人的话，他会亲自帮我找工作。

那时候，由于韩国大搜捕，每天都有不少在韩国打黑工的中国人来到教会躲避，但汉族人很少。由于人太多，教会的办公室都在晚上腾出来住人。晚上睡觉异常拥挤，非常难受。

我在那里每天跟着早中午三遍祈祷，吃完饭，帮收拾卫生等。没事时，我就听那些朝族人讲在韩国的经历，觉得日子真是难熬。

那里的规矩，介绍工作时，按照来到教会的时间，朝族人、残疾人优先介绍。看着不少朝族人找到了工作，欢天喜地离开，我很是羡慕。

在教会像难民般待了十几天后，牧师终于找到我，说：“根花，仁川的一家工厂目前要招个人。我去年就曾介绍过一个中国朝族老太太去到那儿工作,至今那老太太还在那家工厂，你愿意去不？”我一听说能和中国人在一起打工，就很高兴地答应了。

那天，牧师亲自驾车把我送到仁川后，塞给我一万元，说：“根花，我知道你兜里没钱了，你先拿着这些钱。我还有事，就不进厂了。工厂就在不远处，你按照我给你画好的图去找吧……”

我不停向牧师道谢，然后拿着包，下了车。我颇费了一番周折，才找到位于仁川中部的那家很偏僻的塑料制品工厂。我到达时，社长不在，一个三十岁左右的小个子，戴着一副金丝边眼镜的韩国男人将我领到了中国老太太住的地方。

那是一间十几平方米的小屋，外间就是这家工厂的仓库。中国老太太刚好在屋内，她晚上要上夜班。老太太热情地招呼我坐下，嘘寒问暖，我感到心里很温暖。老太太将近六十岁，脸色苍白，感觉没有一点儿血色，但一双大眼睛却很慈祥。

她和气地对我说：“今后，你和我就在这里工作，这儿离市区有一段距离，比较安全，工厂活也不重。但活儿有一定的危险，要特别小心。这里能按时开支，但要自己做饭。你先用我的锅，我是朝族，咱们可能口味不一样，你愿意吃啥就自己做。周日我领你去市场……”

通过聊天，我得知老太太姓吴，五十八岁。我问她：“您这么大年纪了，应该在家享福，怎么还来韩国受罪？”吴大娘脸上现出了愁容：“我家在辽宁农村，两年前老伴得了癌症。为了给他治病，家里借了不少债，可他还是死了。现在农村挣钱不容易，我家有外债，两个儿子又到了结婚的年龄。我哥哥在韩国，只有我能以探亲的理由来韩国，我必须得挣钱，除了还债，还要帮儿子存钱娶媳妇……”

我听吴大娘的讲述，心里感到一阵悲凉，看来很多来韩国打工的人都有一番苦衷。过了一会儿，社长来了。社长看起来四十岁左右，又高又瘦，比较精神。他一见我，就高兴地说：“欢迎你，中国小姐。在我这里工作，住宿条件虽然差一点儿，但活儿并不算累，希望你能长时间做下去。只要做得好，我不会亏待你的。”我连连点头。

几分钟后，社长太太也来了。社长太太皮肤黝黑，个头不高，眼睛很大，微胖。她送给我一床新被子和一篮水果。我们一起坐下来聊。由于我是新来的，工资定为60万，其中要扣除每月2万元的意外伤害金，每月多给5万元吃饭补助，自己做饭，有公用煤气。

不久，吴大娘去上夜班了，社长和太太也走了，房间里就只剩下我。我简单整理了一下自己的衣物，又到附近的小卖店买了两个面包和几袋方便面，便熄灯睡觉了。

半夜时，吴大娘回来了。在那里上夜班会有一个小时的休息时间，她在床上躺了约莫一小时，就又出去了。望着吴大娘那瘦小的背影，我一阵心酸，她已是近六十岁的人了，还得在异国他乡上夜班赚钱，真可怜！

第二天早上，我匆匆吃了一个小面包后，便去上班了。我和老板的弟弟（就是头天见过的小个韩国人）及另一个韩国女人一起上班。我走进工厂的车间才发现，所谓车间，原来是租用的民房地下室，屋里很阴暗。由于通风不好，一进去，我立即闻到一股刺鼻的塑料味。

那是一家生产塑料制品的工厂，韩语称普拉斯替。车间里摆着两大三小共五台机器。那两台小的机器是全自动的，三台大设备需由人工来操作。机器的背部有个大圆形投料筒，原料经过机器运转成型后，成品从设备中部产出。这家工厂的产品有小生活零件、茶杯、小筐等。

由于产品在机器中经过了高温加热，刚成型出来时，表面温度还很高，操作工要戴手套处理。对于刚刚成型的产品必须及时用刀刮去毛边，如果时间过长，产品变冷变硬后，就难以处理了。

由于我是新手，老板的弟弟（他是科长）就安排我先到全自动机器去操作，并教我如何使用刀，如何用力。用刀一定要有倾斜度，力度也要适当。用力过大或过小都容易出次品。我学习了一阵，很快便能独立操做了。

开始时，我干活儿速度慢，产品积压不少，科长就走过来帮我。不长时间，我就能跟上机器的速度了。看来科长对我的印象不错。那天休息的闲暇，他给我买了一杯咖啡，说：“过几天，你得去操作那台大机器。”

我刚进来时，就看见大机器的拉门上赫然写着“高压注意，手小心！”，就问科长：“大机器有危险吧？”他说：“是的，所以要特别小心，动作要快，手要及时抽出来。你看我的手就是被最左边的机器轧断的。”我这时才发现他的两个指头已经齐刷刷地被削去了一半。我不禁打了个冷颤，心里充满恐惧。

科长接着说：“我这是轻的，去年，这里有个阿珠玛左手全部给轧断了，当然也无法工作了。我和你一样，每月要从工资中扣除两万元作为工伤基金。万一有人受了伤，将动用那笔基金来治病。不过，你也不要太紧张，若严格按照我教你的方法去做，就不会出事。记住，上夜班时千万不能打瞌睡。一旦睡着了，忘记把手及时拿出来，就可能出事……”我心里很不安，第一天工作，就在心中留下了可怕的阴影。

工作了两天后，迎来了周日，工厂休息。我和吴大娘一起来到街上，我花1000元买了5个土豆，又买了豆油，几袋面条和10个鸡蛋。大米要7000元一斤，由于没有多少钱，我便放弃了，也没买其它日用品。

平时，吴大娘与我不在一起上班，只有周日才同时休息。那天，我俩一起做饭、吃饭，我感到了家一样的温暖。饭后，我问道：“吴大娘，那个大机器很危险吗？”她说：“是的，所以一定要小心。这地方招不到韩国人，只能用外国人。虽然老板也担心雇佣非法打工的外国人会被告发，但太难雇人，也只好冒险雇佣我们。在这里工作，只有自我保重了。”

说着，吴大娘挽起了袖子：“你看，这就是不久前被电击的。”我看见吴大娘白白的胳臂上有两道深深的黑印。她接着说：“在这儿除了有触碰到高压电被电的危险外，还有断手的危险。如果机器喷出的热流溅到身上，皮肤就会烫伤。如果热流溅到脸上就会毁容。你还未结婚，要特别注意。”

我听了，浑身顿时起了鸡皮疙瘩，看来以后得天天提心吊胆。吴大娘最后告诉我：“现在来的朝族姑娘，一般都在饭店工作。饭店里工资高又没有危险。我老了，没人要了，只能呆在这里。你要抓紧时间好好学习语言。韩国话说好了，就可以去饭店工作。如果当服务员，还能得到小费。外国人在韩国的工厂只能做脏、累、险的工作，你以后要争取不在工厂做，到条件好的饭店去。”我连连点头，心里却一直忐忑。

从第二周起，我开始上夜班。科长安排我上大机器。望着那台机器，我心里直发怵。那写着“高压注意，手小心！”的拉门里面，就是两个特大的铁制模型。产品不同，模型也不同，随着机器的运转，两个模型一开一合地反复。在铁制模型分开的一瞬间，得伸手去取产品。当两个铁制模型合拢前，一定要将手抽出，不然手被夹住就会被轧断。

站在大机器前，我紧张极了，握刀的手也走了形。在划第一个产品时，在把自己的胳臂划出了一道口子，流了好多血。过了很长时间，我才稳定住情绪。

上夜班虽然又累又困，可我却丝毫不敢怠慢，拼命强打起精神。中间休息时，我接连喝了几杯咖啡，终于捱过了第一个夜班。

下班后，我简单吃点儿东西，洗完澡，就躺下睡觉。可是，我怎么努力也睡不着。我的脑海里不停闪动那个可怕的大机器，耳边不停回响一个可怕的声音：断手！断手！

多年后，我的手上、胳膊上依旧留着在韩国工厂时代的烫伤、电伤。我能没毁容、手脚齐全地回来已经算万幸。

我不知道一个人一生中究竟要吃怎样的苦，吃多少苦。但我觉得，在韩国那几年，我把一生的苦都吃尽了，哪怕听起来很骇人的那种。今天，当我写下这些时，心里异常沉痛，我要为我那苦难的青春致敬！

本连载作品影视改编和出版事宜授权1号纪实独家代理，欢迎联络、合作。

（未完待续，本连载共69个章节，敬请关注）

作者简介

邹建华，吉林省长春市人。为了帮助家人改变贫困，于1994年8月，举债到了韩国。历经一年合法，两年多非法的危险重重、九死一生的异国打工生活后，在1998年3月，回到了家乡。

回国后，一边学习韩国语，一边开始写作。期间，在包括《知音》、《家庭》和《华西都市报》等全国各大期刊发表了上百篇稿子，很快成为当时的著名自由撰稿人。

2001年，被著名的《知音》期刊集团以特殊人才招去，在当时很有影响的《打工》杂志当编辑、记者。期间，发稿业绩一直名列前茅。2012年，《打工》杂志改版，又到竞争更加激烈的《知音》正刊做编辑。期间，共发表作品1000多万字。

2017年，辞去了编辑、记者工作，带着八旬老娘游历了大半个中国。为了实现年轻时的梦想，于2018年5月，进入韩国仁荷大学攻读本科。目前，定居珠海。